1999年6月，华北平原的麦子黄了。

那时候学校放“麦假”，李先生跟着长辈去割麦。天刚蒙蒙亮，露水还挂在麦芒上，折射着初升的太阳，把整片麦地染成一片碎金。他的父亲雇来的专业拖拉机手发动着“东方红”，“突突突”的黑烟从烟囱里喷出来，混着泥土的气息。半自动收割机挂在前面，刀片唰唰地转，麦子一排排倒下，像波浪退去后留下的纹路。

李先生学着长辈们的样子用铁叉把放倒的麦子叉起来，装到拖拉机车斗里。麦芒扎在胳膊上，痒里带着疼。阳光很快燥热起来，汗珠从额头滚下，砸在干裂的土地上，倏地就没了影子。一叉下去，要扎得稳，挑起来，再甩进车斗。重复几百次，肩膀酸得像灌了铅。他父亲在前面开着车，不时回头看他一眼，嘴角咧一下，不说话。

晌午时分，车斗已装得满满当当，拖拉机“突突突”地喘着粗气，缓缓驶回打谷场。麦子倾泻而下，厚厚地铺陈开来，宛如一张绵延的金色绒毯。父亲稳稳地驾驶着拖拉机，身后拖拽着沉重的石碌碡，一圈又一圈，在麦浪上反复碾压。老旧的碌碡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悠长呻吟，麦粒便从穗壳中纷纷迸裂，噼里啪啦地跳跃着，仿佛下起了一场细密而欢快的金色急雨。

歇晌的时候，他们躲在场边浓密的树荫下，就着凉水啃干馒头。李先生眯起眼，目光越过蒸腾的热浪，望向父亲在烈日下不知疲倦地转圈。那黑红的脊背早已被汗水浸透，在毒辣的日头下泛着一层亮晃晃的油光，像是一尊沉默而坚韧的雕塑。

轧完了，他父亲停下车。众人每人一把铁叉，把麦秆叉起来抖落——麦粒沉下去，麦秆轻飘飘地飞起来。等到麦秆差不多挑净了，地上便剩下一层厚厚的混合物：麦粒、麦皮、碎麦秆。

要扬场了。他父亲操起木锨，铲起一锨，迎着风高高地扬出去。金黄的麦粒画出一道弧线，沉沉地落在前面；麦皮和碎麦秆被风一吹，轻飘飘地落在后头，像下了一场金雪。李先生也学着扬，但力道总不对，麦粒和麦皮混在一起落下来。他父亲也不急，过来扶住他的手腕：“手腕要抖，劲儿要匀。”看着简单，其实要命的准头——风向一变，就得重新调角度。

太阳偏西时，地上终于分出了三堆：黄澄澄的麦粒，灰蒙蒙的麦皮，还有一堆碎麦秆。他们把麦粒装了麻袋，一袋袋扛到车斗上。每袋都很重，压在肩上，腿直打颤。拉回家倒在院子里晒，一地金黄，踩上去烫脚。

打谷场上还剩下碾过一遍的麦秆和麦皮，里头藏着不少没脱净的麦粒。每年他爷爷都不舍得扔，总要他父亲第二天再开着拖拉机，把麦秆麦皮重新碾一遍，然后再扬场。这一遍收不了多少，簸箕里也就浅浅一层，有时候不过十来斤。他爷爷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倒进麻袋，叹一口气：“灾荒年，就这些就能救一个人的命！哎！”

麦秆堆成了垛，像一座小山。他母亲用它烧火做饭，烟囱里冒出青白的烟，飘着麦秆特有的焦香。麦皮筛出来，装了几麻袋，留着喂鸡。新麦子要晒足三天，咬一颗嘎嘣脆，才算干透。他父亲把它们倒进粮囤，金灿灿的，一直堆到囤沿上，再用泥封住囤口——这就是来年的口粮。

开学那天，李先生背着书包走过打谷场。场子已空，只有石碌碡孤零零地蹲在角落。麦茬在地里齐刷刷地立着，远远望去，大地像刚剃了头的汉子，清爽里透着一股子倔强。风还是六月里的风，但麦子已经不在了。它们变成了粮囤里的粮食，变成了灶膛里的火，变成了鸡圈里的食，也变成了他胳膊上那道浅浅的麦芒印痕。

如今，联合收割机的轰鸣早已取代了旧时的忙碌，钢铁巨兽驶过，麦粒便如瀑布般倾泻而出，省去了无数汗水。可每逢六月，风里一旦有了麦香，他总会恍惚回到那个烈日当空的午后。他依然能听见那石碌碡碾过岁月的吱呀声，看见扬场时那道迎风划出的金色弧线，还有父亲那黑红脊背上，在日头下流淌着的、仿佛永远不会干涸的油光，以及爷爷那声融进风里的低沉叹息。

所谓的“麦假”不过短短十来天，但那些被麦芒扎过的痛痒，早已顺着血液，长成了他生命里最坚韧的骨骼。